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邱國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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註冊時間: 2006-06-28
文章: 423

發表發表於: 星期三 一月 20, 2010 5:59 pm 引言回覆回頂端

塵封百餘年的《福爾摩沙及其住民》/李任癸


 有關台灣早期的歷史文獻,自從荷西時代以後,因為清朝的閉關政策,很少西方人士能夠到台灣來做較長時間的逗留,也就沒有多少這一方面的西方文獻記錄。

 台灣開埠之後,從1860年起才有較多的歐美人士陸續到台灣來,他們留下不少第一手的訪查記錄,時間大都集中在1860至1875年之間。這些第一手的訪查記錄大都是刊登在期刊上的報導文章,後來成為專書的只有馬偕博士(Mackay 1896)的那一部《台灣遙寄》,可惜那是在他去世之後才由別人代為編輯出版,可能被刪掉不少有價值的資訊。

 直到最近我們才發現美籍學者Joseph Steere(史蒂瑞)曾經於1873至1874年間在台灣調查研究長達半年之久,而且在1878年撰成了一部書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福爾摩沙及其住民》),收藏在密西根大學圖書館,一直都沒有出版。

 這部書是在偶然的機會中被發掘出來的。1992年2月,我忽然收到密西根大學考古學教授Henry Wright寄有關Steere的檔案資料,特別是有關台灣的各種資料。

 一直到2001年7月,他才抽空到該校Bentley Historical Library去翻閱Steere生前所留下的各種手稿以及相關的資料,並且告訴我有各種資料,包括文稿“Formosa and Its Inhabitants"內容似乎很值得詳讀。

 這引起我很大的興趣,毅然決定於2001年12月間親自到密大去看Steere的這批資料。我的興趣主要在台灣南島語言資料。我翻過各種館藏的資料之後,雖然所能找到的語言資料很有限,而且大都已發表(見Steere 1874/75),但他的詳實記錄的確有助於讓我們瞭解十九世紀下半日本人治台之前台灣島民的實際狀況,對於台灣的史學、人類學、博物學都有很高的參考價值。

 Sterre於1873年10月初從香港搭船到淡水,他再從淡水搭船到高雄港,當時走水路比陸路要容易得多。他在高雄港附近探險之後,就從高雄坐船趕到台南的安平港,要跟蘇格蘭傳教士甘為霖(William Campbell)、英國駐外領事通譯Bullock會合,三個歐美人士要一起結伴到中部內陸去調查或傳教。

 從此他展開對台灣內陸地區的調查工作,採集各種動植物標本,記錄原住民的語言文化。他先後走訪了這五個族群:日月潭的水社((邵族)、埔里的埔社(烏牛欄的巴宰族)、湄溪的「生番」(賽德克亞族)、再走訪大社和內社(巴宰族),最後才到南部的崗仔林(西拉雅)、萬金庄(西拉雅)、「傀儡番」(排灣族)。

 每到一處,他都有詳細的紀錄,包括各地的風土人情、生態環境、住屋、服飾、刺青、獵首、去齒、語言、音樂、船難等等,可說是應有盡有,鉅細靡遺。

 最難得的是,他不怕道路險阻,尤其生番地區處處隱伏殺機,隨時都有被獵人頭的危險。有一次,他們冒險到霧社山區的湄溪(Tungan)去調查,在歸途中被數十個全副武裝的賽德克族人前後左右包圍起來,準備隨時動手。幸而他們保持冷靜,沒有被沖散。

 正在危急的時刻,有一隻鳥從頭上飛過去,Steere只開了一槍就把牠打了下來,這產生震懾作用,對方才不敢貿然動手。此情此景真是令人驚心動魄,可真是歷劫歸來。

 他們回到埔里,巴宰人都以為他們早就被宰了,竟然意外地平安歸來,大家都很熱誠地為他們慶幸一番。

 且舉一個例子來說明這部書價值的一斑。在他已發表的論文(Steere 1874, 1874/5)中,他雖提到他收集到的新港文書及其書寫時代和背景,但並沒有說明那些新港文書採集的地點及如何取得。在書稿中他就有詳細的交代,原來他事先已聽到有那種用羅馬字母拼音的平埔族語文,專程前往搜購,他那一批契約文書都是從崗仔林部落酋長的手中以他的槍枝換取來的。因此,我們才知道那幾件新港文書確實可以反應崗仔林西拉雅家族的經濟狀況。

 又如,他所記錄的西拉雅一百多個語彙,都是從更偏僻的山區,根據一位八十多歲的老婦口中問到的。那時她已忘掉了許多西拉雅語,她說連她的父母在世時都很少使用西拉雅語了。他這些背景資料可以提供我們推論:大約在十九世紀上半,西拉雅語就已逐漸消失了(請參見拙著〈新發現15件新港文書的初步解讀〉)。

 本書分為兩大部分,各有六章,前半部寫Steere到台灣蒐集動植物標本以及各種人文地理資料的經過,尤其是有關南島民族的第一手資料;後半部寫有關台灣的歷史資料,以及當時各族群的狀況,有許多是引用別人的報告(有些報告在今日很不容易看到),也有他自己的觀察和意見。他寫得非常具體和細膩。

 有關台灣南島民族的實際情況,在他之前還沒有人寫得那麼翔實和生動。附錄有五種參考資料,大都是史蒂瑞有關台灣的紀錄和他所採集的資料,只有地圖是顯示他在台灣各地旅行的地點和時間,由編輯者繪製。

 從這部書,我們可以看出當時台灣一般人的實際生活狀況,包括以下幾方面:

 第一、那時陸路交通還很不發達,到內陸去更是沒什麼公路或大馬路,無論到哪裡都得走路,而且走彎彎曲曲的稻田之間的小路,行李得要雇用苦力來挑著走。旅社都非常簡陋,又髒又亂又吵,還得聞鴉片味!

 第二、當時西部和南部的平原,漢人已有幾百萬人,平埔族的土地大都已落入漢人的手中了,他們的生計日益困難,只好向東遷移,退到山腳下去開發較貧瘠的土地,以地瓜為主食,生活艱苦異常。Steere對他們的處境相當同情,同時很欣賞他們的人品,而對漢人頗有微詞。

 第三、平埔族(所謂的「熟番」)跟高山族(所謂的「生番」)生活在兩種不同的世界,平埔族夾在漢人跟山地人之間,一方面受到漢人的壓迫,另一方面又遭受山地人的侵害。山地人不僅獵取漢人的頭,也獵取平埔族人的頭。

 儘管如此,平埔族跟山地人仍然定時定點以物易物,而且雙方的男人都要全副武裝,以防對方圖謀不軌。他們也常充當漢人跟山地人之間的通譯員或中間人。

 平埔族人普遍地漢化,向滿清政府納稅,生活大致都採用漢人的方式,而山地族群仍然保持原始的社會型態,年輕的男女都刺青,許多年輕的賽德克婦女都會吹奏口簧琴。

 第四、就平埔族而言,當時他所訪查的邵族跟巴宰族的語言使用狀況都還很正常,但他們也都會說台語。邵族的年輕人都還去齒,巴宰族人都還在打獵。總之,這兩個平埔族群的語言文化保存的狀況都還良好。環湖的日月潭邵族的部落還有好幾個,人口還有一千人,不像今天這樣式微。

 第五、在山區並沒有什麼醫療設施,物質也都很缺乏。Steere到賽德克部落中去,族人什麼都要。他不是醫生,但是,好幾個有病的人都來請他做初步的治療。他一行人到排灣部落中去,有年輕的姑娘為他們唱歌,並且言明每位姑娘只要10銀元就賣。

 第六、除了農耕以外,漁獵仍是平埔族人的重要生計之一。例如,住在埔里的巴宰人常到山上打獵,包括放陷阱和圍獵兩種方式,他們也到溪中捕魚。住在日月潭一帶的邵族人,更是經常在潭中捕魚。

 無可否認的,這部書也有它的缺陷。在1870年代,一些相關的學科,如人類學和語言學,都還沒有發展出來,因此,Steere當時的觀察和記錄,在今日看來難免略嫌粗糙一些。就他所調查的語言資料而言,只收了一百多個單語及若干句子,顯然不足,也不成系統。不過,藉此極有限的語言資料,他已能大致看出幾種台灣南島語言之間的關係,以至它們跟台灣島以外的語言,如馬來語和幾種菲律賓語言的相互關係,從他所列舉的比較詞彙表就可以看出端倪。這就難能可貴了。

 Steere畢竟不懂中文,對清代中文文獻完全陌生,因此,他對平埔族遷移的年代之記錄(例如西部平埔族遷移到埔里),有時就跟實際的文獻記錄有一些出入。他本身是一位虔誠的基督徒(Quaker),對於西方傳教士在台灣傳教的成敗極為關注,已經偏離了學者應有的立場了。

 他對台灣平埔族的處境非常同情,而對漢人的恃強凌弱就深不以為然,這是可以理解的。其實他對於漢人有很深的偏見。例如,他認為漢人都是天生沒有音樂天份。又如他認為中國的落後,難以引進新科技,其中一個主要因素是使用方塊字的緣故!凡此種種,有智慧的讀者自然都會判斷是非曲直,也不致因為一些瑕疵就抹殺了他全書的價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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